谈《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著作均统筹于其“大历史观”之下。《万历十五年》是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而《中国大历史》则是以“大历史观”分析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黄仁宇将浩瀚如烟的中国历史高度压缩，又与欧美史纵向比较，指出了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经济体制的原因。《中国大历史》并不是一本如《国史大纲》那样的通史著作，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何为“技术”？即是黄仁宇不厌其烦提到的“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数目字管理才导致无法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黄仁宇治学以综合为主，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大历史》正是黄仁宇从技术角度统观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中国大历史》全书采用章节体勾画了从夏代至今五千年历史的轮廓，着重探讨了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和朝代的兴衰更迭两大问题。黄仁宇依据经济赋税体制的不同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帝国时期，即秦汉帝国，唐宋帝国，明清帝国。三大帝国是统一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分裂只是暂时的。
      对于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问题，黄仁宇的观点与以往不同。在书中他强调了地理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土壤、风向和雨量分析了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发展。“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战国时，“葵丘之盟”提出各国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但各国不遵盟约各行其是，水害难以有效治理。治理时常泛滥的黄河必须全流域通力合作，需要由强有力的统一帝国来执行。否则一遇黄河泛滥，哀鸿遍野，战争在所难免。战争必然导致土地的兼并，而后由秦始皇完成最终的统一。促成中国统一的另一地缘因素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长期侵扰。气候不利时，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侵，中原国家忙于自身兼并而无力抵抗。面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原国家在国防上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三大帝国间隙，中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然遭致北方少数民族的烧杀抢掠。而帝国的末期由于朝政的腐败国家、实力下降导致中央政府威权的降低，游牧民族便会乘虚而入。
      关于朝代的兴衰更迭问题，黄仁宇的探讨贯穿全书，从赋税、吏治等方面作了分析。朝代兴起之初，由于统治者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在赋税徭役上对百姓的盘剥较轻，但是随着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王朝统治者必然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掠夺，必定会逐步加重赋税。即使中央政府规定的赋税较轻，但是地方政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激起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在所难免。“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绅额外加征。”赋税问题侧面反映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如何控制地方？唐之前及唐初，国家通过均田地，让农民获得部分土地的用权，限制了官僚贵族地主的土地兼并。而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必然导致农民的破产逃荒，造成国家户数的减少，进而使得国家赋税难以征收。王朝初期，国家通过均田地打击地方社会力量，维护中央威权。“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流动频仍，上述制度（均田制）渐渐无法适应日趋复杂的地方事务，结果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
      以上两个问题，是《中国大历史》一书探讨的主线问题。但是黄仁宇的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向初学者（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外国人）介绍中国历史，因而更侧重于用特殊的视角讲述历史。他自说此书注重想象，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写那些能够引起作者和读者共同好奇心的。
      全书写到明代，作者的